康巴汉子加木措下馆子，菜吃出滋味就脱掉鞋子，招来洋人和汉人的白眼。他于是忿然兴叹：“这个世界的人变得越来越霸道了。”做东的康珠也示以赞词——“当我们没有做对别人有害的事情的时候，谁也阻挡不了我们。”
这番池莉写在小说里的怨言，说得实在好极了。照说，斯德哥尔摩的文学院，完全可以借之作辩词，尤其是在有人诘难诺贝尔奖发错的时候。不过，那些院士很有涵养，甚少会如此公开声辩，尽管他们并“没有做对别人有害的事情”。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们选择以沉默直面流言和非议。偶尔有出面答辩者，给出的解释亦趋于含糊其词。新近的例证，可求诸《文学地球村》（郑树森著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0月初版，529页，定价25．00元）和《诺贝尔文学奖内幕》（谢尔·埃斯普马克著，李之义译，漓江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，307页，定价15．00元）。
郑著虽然标明，“作者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批评文集”，其实却是其近廿年来报章文字的结集，列入“学术丛书”似嫌单薄。但该书近百篇随笔和短论，有三分之一以上篇目与诺奖关联，特别是书中末辑取名“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”，委实诱人怦然心动。
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出身的郑教授，曾亲见大江健三郎和马悦然等诺奖得主和评奖委员，还为台岛报纸副刊连续多年直线采访达瑞克·沃尔科特、奥塔维奥·帕斯和纳丁·戈迪默等诺奖新贵。其访谈多属新闻性急就章，所论显得草率和直白，但却不乏的见。正是他与马悦然的对谈，让世人获知《边城》和《家》的北京英译本，“……简直是谋杀文学，甚至可以说令人反胃……试问这种拙劣的译文，怎么能去说服人家，这是好的文学呢？”其言深致国内译界反感，然却并非全属谬词。记得巴金有回忆录说，他对那个乱删胡改的译本很是不满。
实际上，有劳国内学者替英语读者翻译中国文学，总让人觉得是做出力不讨好的差使。郑先生书中例子，也可用做反证。同样是出于扩大文化影响目的，香港出版美国文学名著与其他思想专书，资方并没有请出美国汉学家捉笔，而是邀约名作家林以亮、张爱玲、姚克和刘以等参与中译（这批以今日世界出版社名义发售的书目，十多年前又在北京三联书店再版，我手中的《美国诗选》等三四本译文，就出自余光中和张爱玲等人手笔）。两种翻译输出，手段孰高孰低，明眼人自可判别。
瑞典文学院院士回答郑氏提问，涉及历年诺奖提名人选，始终不肯泄露天机，因为他们自有“游戏规则”，即任何院士必须在55年之内对遴选过程和得奖名单的产生保持缄默。但是，在《诺贝尔文学奖内幕》一书之中，身为诺奖评委会成员的埃斯普马克，却首次“使用瑞典文学院及其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档案馆里的丰富资料”，详述了有争议得主荣膺桂冠的秘密。
埃氏全书统共十章，内文旁征博引，既不避讳流言蜚语，也毫不隐匿学院立场观点。然而，细细过阅一遍，即能明察诺奖评选标准，一个世纪以来，并非一成不变。比如，1938年颁奖给赛珍珠，称赞她“对中国农民生活作了丰富而准确的描写”；否定她的竞争对手赫尔曼·黑塞，理由是其“没有创作出足够丰富并在生活的描写方面足够完美的小说作品”。可没出几年，又将该奖补发给他。两次决定所依，皆为同一准则，即诺贝尔的遗嘱：奖励富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。
究竟什么样的著作，才是“富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”？我总觉着这个含混的说法，好似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。那些评奖的人每次变魔术般揭开谜底，阅读他们宣布的授奖颂词，感到似乎永远都有道理。
上月，报载纽约华人，自组所谓“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团”，说动因是“不能忍受西方对中国作家群的漠视”。这些人真是好心，但他们可能把诺奖当成了奥林匹克体育竞赛。如果他们一读郑树森书中列举个案，制造新闻时当会更稳妥些吧。郑文是这样说的：“再退一步来说，即使有大量翻译，加上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（例如日本为了井上靖的得奖而耗费100万美元召开世界笔会），如果作品确实不如人，恐怕也是无济于事。”
当然，关心诺奖的文友，拨冗披阅黄灿然编译的《见证与愉悦》（布罗茨基等著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初版，355页，定价18．00元），定然也会明白那些被目为“国家良知”的诺奖得主，很多人确定是名实相符的。这部译文集，汇录了19位当代外国作家随笔，其中包括帕斯、戈迪默、索因卡和谢默斯·希尼等6位诺奖夺魁者的真知灼见。我最欣赏的一篇，是戈迪默的《老虎索因卡》，文中索因卡的话，“一只老虎不需要宣布他的老虎特质”，颇得我心。
 |
